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，可以延伸到我们对《三国演义》的评价，它和《三国志》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。《三国志》是正史，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；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，主要是写人，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。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，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，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小说里的人物，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，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，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、内心理想以及感知，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。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。

　　所以我们再从文学价值角度来审视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曹操，虽然他属于文学虚构的形象，但是虚构得非常精彩，今天读起来仍旧是栩栩如生。

　　值得说明的是，虽然《三国演义》把曹操处理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，但是这不代表《三国演义》只是一味将曹操污名化。其实，《三国演义》一方面在丑化曹操，另一方面也在美化曹操。比如《三国志》里提到，军阀董卓控制东汉朝廷时期比较看重曹操，给了曹操一个骁骑校尉的职位，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的待遇了，但是曹操认为跟着董卓没前途，于是就溜掉了。关于这一段情节，《三国演义》处理成了曹操虽受董卓器重，但是他并不喜欢董卓，这时候司徒王允觉得董卓专权导致汉室倾颓，大家就开会商量如何对抗董卓，曹操慷慨激昂主动表示要去行刺董卓。这个情节显然是美化了曹操。而后来曹操离开京城的情节，《三国志》里写的是曹操对董卓不辞而别，改名换姓路过中牟时，被当地的亭长抓住，当地有人认出曹操，就把他放了，此事不了了之。而《三国演义》里对应的这段历史，写的是曹操因为行刺董卓失败被迫逃亡离京，路过中牟时被捕，县令陈宫审讯他的时候，曹操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，最终感动了陈宫，弃官跟着曹操一起逃亡了，这又是美化了曹操。

　　但是，《三国演义》此后的描写开始急转直下。曹操跟陈宫逃亡之后，因为误会杀了吕伯奢的家眷，在后来知道自己误杀好人的情况下，为了灭口又杀了吕伯奢，这是《三国志》里没有的情节。这一段是《三国演义》对曹操的丑化。曹操就这样从不畏生死的青年义士，转变成了滥杀无辜的大不义之徒，并且还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”。这句话的原始版本是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，当年陈寿做《三国志》的时候没有采用，后来裴松之给《三国志》做注时，又记录下来了。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之一是曹操逃亡时以为吕伯奢的家人要谋害他，于是就趁夜杀人，然后在凄怆中说了这句话。现在来看，曹操这句话的本意可能是说自己走投无路只能杀人，他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难过、比较无奈的。可是到了《三国演义》里，把这句话调整了一下，曹操的心态就变成了杀人丝毫不觉难过，认为只要自己遭到危险就可以伤害所有人。经过这个变化，曹操就成了残忍好杀之人了。

　　那么，小说对曹操人物性格的转变刻画得是不是太突兀了呢？并不是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体现出来。它写曹操的为人起初是好的，是个刚烈有血性的义士，但是曹操的心理又非常不健康，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多疑。多疑，本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很多军阀、谋士都有的毛病，但是曹操的多疑非常有特点。别人的多疑是两可的，认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，而曹操的多疑是很“坚决”的，他认为只要被他怀疑的就是坏人、就是对他曹操有威胁的人；而且，别人多疑的后续行动可能是疑而不决，可曹操多疑之后就会立即行动，即使明知滥杀无辜也在所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