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。”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的一句话，把中小学教材的编写问题拉入人们的视野。

　　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了解，习总书记的话是针对之前媒体报道的“上海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删去全部古诗”话题，有感而发。

　　“上海可以自己编写课程标准和教材。开始浙江跟上海是同一个标准，但因为两地差异大，后来浙江退出，使用教育部通用课程和教材。所以只剩下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仍然自己编。”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编辑顾振彪告诉本刊记者，“上海小学一年级删去古诗只是个别情况，全国其他地方的教材中，古诗文所占比例并没有变化。”

　　北京海淀区魏公村中关村南大街一座20余层高的大厦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(以下简称人教社)所在地。教育家叶圣陶曾是人教社首任社长。

　　60多年来，人教社一直负责编写全国的中小学教材，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，教育部推行“一纲多本”，它对教材的垄断才被打破。但时至今日，人教社仍是业界公认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实力最强、最权威的出版社。

　　2014年10月，本刊记者走进这里，梳理出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。

　　语文教材成了报纸杂志集锦

　　“解放初的语文教材中，古文比例是比较小的，因为课文总数就很少——当时刚解放，编写来不及。”72岁的顾振彪谈起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材的编写，如数家珍。

　　他是人教社原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、全国中学语文协会学术委员。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到人教社工作，参加了之后人教社所有版本语文教材的编写，并著有《中国文学63讲》。

　　在人教社的内部图书馆可以查到以往他们编写的所有教材，包括小学、初中和高中，版本数量之多，堪比一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规模。在这里，本刊记者查阅了所需资料。

　　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，一册书一般有30篇课文，包括现代文和古文。

　　而解放初的1950年版和1953年版，初中语文只有20多篇课文。本刊记者查到，最重要的是，这两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中没有一篇古文。

　　“当时刚刚解放，新中国成立了，要搞新的。这个时候思想政治教育抓得比较紧，古诗文就少了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“到了1955年，我们的教育学苏联，苏联的语文教科书文学和语言是分开的，文学一本，俄语一本。我们国家也编了两本：文学和汉语。在文学课本中，古诗文比例比较大，初中课本占30%到40%，高中达到50%。”

　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在人教社图书馆找到了这个版本的文学课本，封面装帧朴素，白底上印着墨蓝色的“文学”二字。

　　这套教材只用了一年半，1956年以后，“反右”开始，这套教材被弃用。

　　接着要重新编写教材，编写精神是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”。

　　顾振彪对本刊记者说：“当时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所以教科书选了大量的报纸、杂志文章。比如说农业生产亩产几十万斤，放卫星，农民公社吃大锅饭好。后来这套教材被批评是‘报纸杂志的集锦’，因为经典文章非常少。”

　　本刊记者在图书馆看到了1958年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，只有14篇课文，没有一篇古文，课文中有民歌《永远跟着毛主席》，应用文则是《给徐特立同志的一封信》，时代色彩浓厚。

　　“文革”前最好的一套教材

　　“到了1961年，反省‘大跃进’，提出‘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’的八字方针，教育方面也要整顿提高，就搞了中学‘六十条’，小学‘五十条’。语文重新制定教学大纲，1963年正式颁布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1963年编的这套语文教材中，古诗文再次出现，初中各册约占30%〜40%，高中约占40%〜60%。但是，这套教材没编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

　　本刊记者在图书馆也查到了这套教材，课文编写范围非常广泛，比如初中第一册中有《伊索寓言》《天方夜谭》，古诗文取材于《战国策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还有两个古代诗歌单元。

　　“一般人认为这套教材是编得最好的。它主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，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，比较扎实，文学氛围也比较重，古诗文的比例比前面几套教材都要高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这套教材大概可用到初中二年级时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后面几册还没有编好，但可以在图书馆查到目录和大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