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光过了近千年，人们对岳飞之死的元凶不断提出质疑。人们不再把观念停留在忠奸之争上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。他提出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，哪里是秦桧杀的，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，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，代高宗承罪而已。

　　古往今来，国人真正敬仰的民族英雄，似乎只有岳飞。这一方面由于他壮怀激烈，精忠报国，一方面也由于他壮志未酬，却屈死在风波亭上。

　　青山有幸埋忠骨
　　白铁无辜铸佞臣

　　这两句传诵千古的诗句，表现了国人对岳飞的敬仰，也定了秦桧害死岳飞的铁案。

　　时光过了近千年，人们对岳飞之死的元凶不断提出质疑。人们不再把观念停留在忠奸之争上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。他提出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，哪里是秦桧杀的，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，秦桧只是迎合高宗的意思，代高宗承罪而已。

　　南怀瑾提出的最有力的证据有两个，一个是岳飞提出的口号惹恼了宋高宗，另外是岳飞请高宗立太子让高宗不满。

　　岳飞曾提出有名的口号；“直捣黄龙，迎回二圣。”黄龙是金军老窝，捣了也罢，而那二圣一个是皇帝老爸徽宗，一个是皇帝哥哥钦宗，这二位哪一个回来了，也没有现任皇帝的份了，现任皇帝怎能不恼火?这两个人宋高宗躲还躲不及，你岳飞还要把他们迎回来，不是成心和现任皇帝为难吗?

　　口号这东西似乎颇为国人所钟爱，它简洁明了，便于凝聚人心，同心协力。如早些年的打倒蒋介石、解放全中国，如近些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，无不简洁有力，颇具奇效。可口号这东西也不能乱提，弄不好就会涣散人心，模糊目标，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。

　　难怪岳飞死后有悼诗曰：“自古忠臣帝主疑，全忠全义不全尸。”除了以上两条，再加上南宋一味偏安，一心议和，金兀术又有“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”之言，岳飞必死无疑矣。

　　在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凡是迫害忠良的事，那罪大都记在一两个奸臣头上。其实奸臣固然可恶，可没有皇帝默许和怂恿，哪个奸臣能成气候?南宋时，有个编修叫胡铨，反对议和并请杀秦桧。秦桧当时正掌重权，也没敢把他怎样。岳飞当时是部级干部，比胡的位置高多了，如果高宗不允许，秦桧敢谋害他吗?可见，害岳飞者，元凶是宋高宗，秦桧不过是个高级帮凶而已。

　　在中国，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，而且常有杀身之祸。为什么?因为在统治者心里，他自己是最有见识的，别人只要按自己的意志办就行了。因而，历来的大臣在提意见之前，常常要揣摩皇上心理，既要态度谦恭，又要说话动听。因而，极难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
　　统治者常常由不愿听意见发展到建议也不愿听。臣子们看皇帝不愿听，自然也就不愿说，挺大个人谁愿讨那二皮脸?不发表意见也一样高官得做，骏马得骑，谁还愿没事找事呢?再加上说真话常常倒霉也就没多少人敢讲真话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也就不说话了。乃至有人总结当官的诀窍，竟然是；“多磕头，少说话而已”。如此心态，怎能不万马齐喑?怎能不良知泯灭?

　　可人们的内心终还有自己的是非，于是就造就了许多口是心非的人物。口是心非人物的滋生固然与这些人物本身有关，可统治者终究难辞其咎。恰恰是统治者自己造就了这些人物。

　　这样的人多了，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、扭曲，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，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?

　　我曾经到过岳坟，看着那端坐的岳飞塑像，一股浩然之气从心底升腾。可一想到被扭曲的民族精神与人格，就不禁喟然叹息。当再有强虏来寇时，还有人发出“还我河山”的怒吼吗?

　　(摘自《追问历史——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版）